为了可爱的中国

今年8月21日，是我父亲方志敏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他在人世间只度过了短暂的36个春秋，但他的革命业绩彪炳千秋，功垂青史。父亲殉难时，我才4岁，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际中闪现。

父亲原名方远镇，乳名正鹄，方志敏是他的学名，1899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父亲诞生的那年，正值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他就读于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这期间，他勤奋好学，并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大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他组织“九区青年社”（后又改组为“弋阳革命青年社”），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弋阳后，方志敏立即组织学友和爱国青年上街游行示威，并带头抵制日货。1919年秋，20岁的方志敏以高小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在那里，他组织学生自治会，揭露学校的腐败状况，激怒了反动当局，被开除学籍。1921年秋，他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插入该校旧制中学二年级学习。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依然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组织了读书会，悉心钻研革命理论，并设法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阅读，从中吸取进步思想。这时，父亲很向往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于是便自动退学辗转来到上海，结识了赵醒侬等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方志敏终于找到自己献身革命的归宿，1922年，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经过团组织决定，方志敏离沪返昌，负责“南昌文化书社”的筹备工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江西地方团组织准备了一个活动据点。

1923年1月20日，父亲与赵醒侬等在鄱阳湖之滨的豫章古城———南昌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翌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父亲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在狱中曾感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志敏等在积极参与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同时，亦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并参加组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工作，进而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由于共产党内部陈独秀对国民党采取退让妥协政策，致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没有积极去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而这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扯下了“盟友”的面纱，强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方志敏机智脱险了，就在这腥风血雨中，他与缪敏匆匆结婚，彭湃、罗亦农等参加了他们极为简朴的婚礼。

赣水苍茫，乌云似铅，方志敏告别了战斗近六年的南昌古城，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开始了新的战斗航程。

方志敏后来在追忆被“礼送”出境这段经历时，愤而言之：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党不注重武力的争取。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这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而来的。“然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

1927年10月，方志敏辗转潜回故乡弋阳，7天之后，就恢复了20多个党支部和20多个群众团体，在数十个村庄组织起军事化的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这年11月初，他领导九区3000余名农民举行暴动，攻破九区反革命巢穴烈桥。紧接着，他亲赴横峰县楼低兰家一带活动，趁年关时反动当局催税逼债激起农民反抗之机，与邵式平、黄道等组织并指挥了著名的弋阳横峰年关暴动，史称“弋横暴动”。

暴动后，方志敏任弋阳县委书记，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弋阳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始分田分地。同时，创建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

1928年6月以后，方志敏与黄道深入贵溪县，开创贵溪、余江、万年三县的革命根据地，并兼任贵溪县委书记。不久他又和邵式平一起指挥红军独立团攻打贵溪关王殿，歼敌一连，首次缴获敌机关枪。从而，巩固发展了贵、余、万根据地。

1930年2月，信江特委决定方志敏兼任信江军委会主席。为了扩大根据地，方志敏两次率军攻打景德镇，并两次东征闽北，使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方志敏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他重点解决根据地的土地、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主要问题，并为此制定了有关政策法令，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稳步发展的可喜局面。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32年12月，经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月，中革军委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月25日，方志敏欢送战友邵式平、周建屏、堂弟方志纯和红十一军的子弟兵与中央红军会师，并托邵式平再次向中央苏区赠送赤金两箱，白银48箱。红十军南调后，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组建了新红十军。

鉴于方志敏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1931年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苏区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至赣东北，由赣东北发展到闽浙赣，在各个发展阶段，方志敏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提倡并身体力行苏维埃的民主，奉行刻苦精神，披肝沥胆，励精图治，全身心地扑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之中。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方志敏为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结论中高度评价闽浙赣苏区的财政经济政策。这对方志敏是极大的鼓舞。

1934年7月，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会合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合编为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继续北上。蒋介石在恐慌中急调遣数倍于我军兵力进行围追堵截。红十军团在皖南的谭家桥与敌激战，陷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的牺牲，对先遣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在皖南黟县柯村召开皖南特委会议，留下军团侦察营与皖南的地方武装合编皖南红军独立团。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离开皖南，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方志敏随先头部队于15日到达浙江境内的港头村，被敌截成两段。方志敏与刘英、粟裕所率领的先头部队800余人，冲过封锁线，抵江西境内陈家湾村。这时，军团长刘畴西顾虑部队疲劳，要求就地休息一夜。1月17日方志敏决心留下接应大部队，命令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率部先走。粟、刘率部当晚由垅首村安然进入赣东北苏区。

方志敏与大部队会合后，已处于七倍之敌的重围之中。当部队要冲过金竹坑村封锁线时，刘畴西左手负伤，命令部队撤退。当时金竹坑村西边的山上有一个连的守敌。红十军团几经浴血奋战，终于陷入弹尽粮绝境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怀玉山高竹坑的棵木梓下，因叛徒出卖，不幸被俘。

从身陷囹圄到慷慨就义，方志敏度过了6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在狱中，敌人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卑劣手段，多次对他进行劝降。方志敏回答的却是：“吃人的国民党，你想我投降？呸，你是什么东西，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投降你？”这时缪敏亦被捕关押在南昌女子监狱。敌人又企图用亲情关系来诱降。父亲说：“……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为了击破敌人的劝降阴谋，他俩始终未见面。两个月后，敌人将方志敏从污秽不堪的三等号移至狱中“优待号”。在“优待号”里，他以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胆略，争取了“优待号”中的胡逸民、代理看守所长凌风梧、看守所文书上士高家骏、看守班长及许多看守兵和卫兵。还有原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因率部投奔方志敏未成而被囚禁“优待号”的同学等，他们都敬仰方志敏，为他个人越狱提供了条件。但方志敏却希望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或更多的同志一起越狱。于是，他又一次失去了生的机会。

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方志敏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耳目，利用敌人提供劝降用的纸笔，以钢铁般的意志，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清贫》等十多篇共13余万字手稿，为党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蒋介石见诱降方志敏的阴谋失败，加之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他要求释放方志敏，于是当即复电，说方志敏已经被杀。然后又当即下达了秘密处死方志敏的命令。

1935年8月6日凌晨，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一群全副武装的匪兵将方志敏反铐双手，押出狱中。方志敏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神色泰然，从容地向外走去。刑场就是赣江边的下沙窝。方志敏那魁梧的身躯，犹如挺拔的青松，高高地屹立在赣水之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江西人民的好儿子，终于为可爱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36岁。

父亲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为中华儿女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

党中央、毛主席对父亲给予了崇高评价。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发表了悼念文章，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毛主席曾多次无限深情地说：“方志敏同志牺牲了，志敏同志可惜了。”又说：“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像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1965年，毛泽东亲自为父亲题了墓碑。

抗日战争期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面对白色恐怖，经常用父亲坚强不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向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叶剑英同志还在父亲的一张遗照上题诗：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日，

又照秦淮一叶枫。

一次，周恩来同志在讲到父亲时，当场背诵了叶剑英同志这首诗，用以勉励大家。当时在场的年轻同志深受教育，都跑到叶剑英同志那里，把这首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用以自励。

郭沫若同志读到叶剑英同志的这首诗，即时挥笔，和了一首：

千秋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枫树，高大挺拔，叶红似火，正是父亲光辉形象的逼真写照。

1955年，党中央作出寻找父亲遗骨的指示，江西省委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领导小组”，开始了周密细致的寻查工作。为了寻找和安葬父亲的遗骨，先后竟然达20年时间。

1965年，父亲就义30周年，曾准备举行他的遗骨安葬仪式。不久，一场浩劫席卷中华大地，仪式未能举行。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6日，在父亲牺牲42周年的时候，经党中央批准，江西省委、省革委会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送了花圈。父亲的陵园位于南昌市北郊梅岭山下，墓前竖立着毛主席的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

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引用父亲遗著《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论述》中的话：“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江总书记说：“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正气。”

今天，父亲已经牺牲64年。64年来，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以及他的遗著，教育了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哺育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英雄。《可爱的中国》再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发行仪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父亲文集题写了书名《方志敏文集》。《清贫》已被编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凡出生于新中国的儿童，成长于红旗下的青少年，从小学到中学都受过方志敏烈士遗著《清贫》的熏陶。人们熟知其中一句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今年8月21日，是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日。可他已离开了我们64年了。回顾漫漫人生之路，我们兄妹历尽人间沧桑。当年父亲遇难时，二哥方英由外婆陪着在弋阳坐牢，梅妹改名换姓放奶妈家抚养，我由方荣年姑姑带着躲在山上，被敌人抓获后，关进了上饶监狱，直至国共两党合作，才被党中央派人营救出狱。后来母亲带着我和二哥方英辗转到达延安。解放之后我和二哥被党送往前苏联留学，我在莫斯科包曼工业大学学习，二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直至1957年学成回国，被组织上分配到江西工作。

如今，我已经进入了花甲之年，我们兄妹当中只剩下我和梅妹两人（大哥方松于1950年在南昌被国民党特务所害，二哥方英于1988年与世长辞，方兰死于第五次反“围剿”之中）。对于我们的后代，我始终向他们灌输父亲那甘守清贫、淡泊名利的思想，督促他们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我将父亲的遗像悬挂在正堂上，一者对照自己的行为，二者让孩子们进出门天天都能看到爷爷那高大、严峻的光辉形象，使他们记住“清贫”家风，从而产生一种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来敦促自己刻苦学习。

我常用父亲的高洁志向来教育孩子们，引导他们立志成才。在他们的卧室兼书房内，墙上贴着一幅醒目的他们爷爷少年时自拟的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柏竹梅兰”，以此来教育他们不忘前辈那崇文尚武、爱国爱民的崇高精神，用爷爷的高洁志趣来陶冶孩子们的情操，发展其个性。我常劝他们说：“你们一切从零开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力量去和别人公平竞争。”